吉田邦彦先生讲解中国文物归还:关于东洋文化研究所大门前的石狮
2024-09-25 15:41·东瀛万事通
中文导报讯(北海道特约报道 陶惠荣)2024年北海道中国会夏天会员交流会,在札幌市内的「北豆印商店Cafe&Restaurant」(札幌市中央区北1条西3丁目3 敷島北一条楼B1)举行。本次交流会由原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今年4月任教于中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的云山特别教授(云山学者),北海道中国会会员吉田邦彦先生主讲,题目是“文物返还的现状与挑战——特别是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门前的石狮”。12名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员、北海道中国会会员参加了别开生面的交流会。
吉田邦彦教授的专业是民法,其中相关联的“艺术法”从10年前开始引起注目。特别是与大屠杀相关的艺术品掠夺被曝光后,此类问题不局限于欧美,在东亚和东南亚也同样存在此问题。
三学寺石狮考察
最近备受关注的“中国文物归还”焦点是,靖国神社石狮(日清战争的战利品,从辽宁省海城的三学寺庙掠夺)、日本皇居吹上御殿的鸿胪井碑(日俄战争的战利品,从辽宁省旅顺掠夺)。关于后者,吉田邦彦教授在中国文物归还运动汇编・中国文物归还——我们的职责(中国文物No1、2022年)中,以“为日中友好实践文物归还的意义,以欧美为法律和道德基础的比较法律考量”的文章中进行了论述。之前,吉村古稀的法律在现代公民社会中的作用(日本评论社、2020年)专辑里,吉田邦彦发表了“与最近靖国神社合祀诉讼司法判例相关的民法问题——以民法解释方法问题为例”文章中也有阐述。
关于东京大学和东洋文化研究所大门前的石狮的来历,为了正本清源,2024年5月,吉田邦彦教授前往东洋文化研究所,询问现所长中岛隆博教授。作为研究所象征的石狮,所长的说明是1932年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前身东方文化院“从满洲贵族那里获得的上野石屋处购买的”,是“合法交易”、“适当的交易”。事实是,东方文化院在1929年4月用义和团事件赔赏金建立的,1948年4月被东洋文化研究所吸收。甚至据东洋文化研究所相关者叙述,“石狮是北京宫殿里的物件”。
吉田教授和中岛所长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留学同学。2024年5月23日下午2点,吉田教授在会面前以“大学同事和学者的良心出发,倾听所长关于石狮来源,我想知道你的态度”通知了所长。所长的回答和事后的资料及相关情报有偏差。关于石狮,同是东洋文化研究所工作的高见泽磨教授介绍,前辈的平势隆郎教授有一份《平势文件》的内部文档,历代决策委员会继承了《平势文件》内容。中岛所长也会因为这一原则而回答问题,吉田教授要求公开《平势文件》,所长说目前还无法答应此要求。
天安门前的石狮
“石狮是北京宫殿里的物件,现在在东洋文化研究所大门前”的证言,就像一个抓住云彩的故事,百闻不如一见。和中岛所长会面后,吉田邦彦教授在中科院张鹏副教授的引导下,7月3日拜访了北京的石狮。首先是天安门前的石狮,是1924年的巨大作品,比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石狮大1.5倍。北京大学西门的石狮和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石狮一模一样。北京大学的前身是燕京大学,西门的石狮,原来在颐和园,后来才流落民间,通过满洲贵族用700银元购买的,在北大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当时购买这对石狮的契书。石狮面朝大门之外,门前左边为雄狮,脚踩绣球;右边为雌狮,脚抚幼狮。这种左右安排,可能和中国以左为尊的左昭右稳制度有关。双狮头顶鬈毛,狮口大张,身披雕花绶带,带上小狮口衔铃铛,整个雕刻精美大气。这对石狮的基座,为典型清代风的。现在这对石狮和北京大学西门大门一起,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北京大学西门的石狮
“通过满洲贵族”的表述,东洋文化研究所中岛所长的回答同出一辙,推测东洋文化研究所门前的石狮也是这样,通过上野的石屋来到日本。
旅顺博物馆(旧关东都督府博物馆)的石狮
另外,作为旁证,旅顺博物馆(旧关东都督府博物馆)的石狮,参加2023年中国文物归还推进会的五十岚教授们在辽宁省三学寺访问后,途径旅顺博物馆,见证了在博物馆门前有和东洋文化研究所一样的石狮,其资料显示和北京大学西门的石狮一样,从北京(松广府)移至。也记录着“来之满洲贵族”,北京大学的资料也和中岛所长的说明(估计来自「平势文件」)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东洋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西门、旅顺博物馆的石狮,均是出自颐和园,经满洲贵族松椿(——1927)之手。石狮迁移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时,有购买这对石狮的契书为证,其他的接近“掠夺性”转让。为了证明不是“掠夺”,吉田教授认为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东洋文化研究所有责任提供反证。
关于中国文物,当时的时代背景记录,可以参考森本和男的著作《文物的社会史——近代史和传统文化的变迁》(2010年)。明显的提出文物掠夺有日清战争、北清事变(义和团之乱)时期,1899年、1907年签订了海牙和平条约,1894年的海牙陆战协定(陆战法律和惯例公约),及1907年的海牙陆战协定,对艺术建筑物的炮击回避(27条),禁止掠夺(47条),规定了对历史的、艺术的、学术的作品的没收,对破坏者给予处分(56条)等。但不明确的是,以上协定所描述的是对海外殖民地等的文物保护,日本有自己的做法,实际上的掠夺性交易在此前后都在进行(不仅仅是日本)。
清朝末期,政府衰退,至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的动乱,巨量的中国文物流至世界。1920年为了与列强争夺中国文物中处于有利地位,日本外务省以开展东方文化事业为由,用义和团事件的赔赏金充填中国文化事业,那时对指定文物进行保护(对此,中国方面主张综合的保护,1930年中华民国・制定了古物保护法),相反,作为殖民地统治者的日本人以发掘调查、学术行政、保护行政、对出土品、调查资料有现地保存的部分,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带出来大量物件也是事实。
典型的事例有,北京西面300公里的云冈石窟,1920年末日本人开始大量掠夺。(日本军人带着古董商,无止境的大量掠夺,有古物海外出口禁止措施也根本制止不了)。这些是严重违反海牙条约,包括所有这些,今天的视点来看,进行再研讨一点不为过。这次演讲提出东京大学和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事例,也是其中的个例而已。
敦煌莫高窟
吉田教授顺便聊了敦煌莫高窟(17窟)『藏经洞』(图书馆窟)的文物散失的事例。
2024年4月,在华盛顿DC召开的美国国籍法学会年度总会上,有“中国文物归还”会议,吉田教授也参加了研讨,在会上,敦煌研究院的杨雪院长要求把散失在世界上的文物归还中国。
1900年,道教的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
1907年,英国籍匈牙利出身的犹太人斯坦因,230的原著,3000以上的经卷带走,1909年1月移至大英博物馆。
1908-09年,法国探险家保罗·伯希和,6000以上的原稿和最优秀的经卷带走。
1911-12年,大谷光瑞、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在444窟涂鸦),夺取原稿,窃取遗物(即不是研究者,也无任何纪录,还破坏现场,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
1914年,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奥登堡等窃取壁画、雕刻(保管在圣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敦煌藏品馆)
1924-25年,L·华纳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盗窃壁画、雕刻(328窟)(70银元购得),(还有唐代的壁画,285窟。335窟,320、321、323、329窟)等。
敦煌的文物散失在世界。这样的事态,虽然有道士王圆箓同意转让,但也是中国文物的不幸,中国方面,要求归还。(杨院长的报告主张以电子资料归还,讨论时,被问到不要求实物归还吗?杨院长回答是真心希望实物归还,但是散失文物实在太多,暂时的措施是要求以电子资料归还。)
东洋文化研究所大门前的石狮
文物归还应该怎么办?
吉田教授讲解为什么原来在北京宫殿的中国文物石狮,现在在东京大学和东洋文化研究所门口,成为各自的标志性建筑。东洋文化研究所不应该隐藏回避,有说明来历经过的国际责任,对此问题,有详细记载的平势隆郎教授文件,不进行公开,无法理解。
在此基础上,用东京大学的立场出发表明来历,在文物所有权回归的当今时代,作为日本最高学府处在尴尬的处境。不能因讨厌国际上的不断指责而回避,应该以正派的学府,自发的率先提供情报。
至于实质性法律问题,在民法里,适用于即时获取(民法192条以下),东洋文化研究所有获取所有权的余地,美国的美术馆·博物馆为例,结论性的、道义性的归还是有必要的。(吉田邦彦『赔偿法理学的起点ー大屠杀赔偿诉讼的遗产』东亚民法学和灾难·居住1民族赔偿中篇(民法理论研究6卷)(信山社、2017)).
以道义的名义,听起来有点茫然,思考的关键是,文物不是经济财产权,而是文化所有权,21世纪是文化权利的时代。在此,身份·政府尤为重要(杨院长称之为文化遗产)。为此,追问来历,这是文化所有权的特征,吉田教授认为文化遗产可以不适用民法192条。
这样的想法来自1954年文物保护的海牙公约;1970年的文物所有权违法搬出转让的教科文协议;1995年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协议——令人头疼的事实是,掠夺国不一定签署这些协议。还有2007年联合国关于原住民遗骨和随葬品归还12条等参考条款。
也就是说,归还与土著人民有关的遗骸的做法、从全球趋势来看,我们应该像摆脱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一样来鼓励文物归还,并且对于历史不公正,没有诉讼时效(参见纳粹相关没有时效公约),坚持“即时获取”(博瓦索纳德的即时时效)是很奇怪的。从意识形态上来说,21世纪的理想是让文化遗产回归其原本所属的地方。
关于归还的手续问题,最糟糕的就是日中国家文物归还争议处于僵持状态。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不按照“世界标准”(类似北京大学显示契约),而是固执己见。从此,如同研究者的良心发现那样,与靖国神社、宫内厅不一样,东京大学应该把握21世纪的时代方向,显示出模范的立场。
中国的霍政欣教授,已经和中国文物局商量,商讨对策(日本最重要大学关于重大中国艺术品掠夺例)。日方正处于“迫不及待”之时,希望参照北大石狮来源说明,东京大学应该公开、诚实地透露交易的细节,给出一个不会让世界难堪的答案。
吉田邦彦教授认为,国际上对于大屠杀案件,1998年的华盛顿会议原则、2000年的维尔纽斯原则和2009年的原则,都明确规定了进行调查以澄清“历史”并公开结果的义务。在向中国大陆扩张的时期,“满族贵族与上野石铺之间进行了怎样的交易?”期间和东洋文化研究所等进行了怎样的公平交易,应该由东洋文化研究所承担举证责任。吉田教授至今(2024年7月)还没有获得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岛教授的回信。
最后有关《青岛建议书》(2024年6月)。作为中国主导的面向亚洲的倡议,《敦煌宣言》早在2014年就已经发表,围绕敦煌失传的艺术问题,要求归还文物。遗产保护合作大会于2024年6月在青岛召开,来自23个国家的150名代表参加,发布关于文物归还保护的《青岛提案(青岛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已出版(中国政法大学霍正新教授参与起草)。
中国在非殖民化和博物馆文化资产归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的是就文物返还问题进行国际协商,加强社会融合,确保文物代代相传。改革返还保护程序的方式有多种,包括外交、司法、赠与和其他国际解决方案。该报告已于2024年2月开始审议,经过八轮讨论后发布。据称,它反映了国际专家对亚洲文化遗产合作的意见。旨在为文化财产的保护和返还找到公平、科学、平衡、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初次听说的如此深度和广度的日中社会内容,让参会者(多为日本友人)格外兴奋。大家在介绍自己与中国和北海道中国会的关系时,对文物归还的问题十分感兴趣,希望通过文物归还,提高日本的道义水平,增进日中友好交流。期待今后有进展,继续在会员交流会上探讨学习。
东瀛万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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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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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导报讯(北海道特约报道 陶惠荣)2024年北海道中国会夏天会员交流会,在札幌市内的「北豆印商店Cafe&Restaurant」(札幌市中央区北1条西3丁目3 敷島北一条楼B1)举行。本次交流会由原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教授、今年4月任教于中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的云山特别教授(云山学者),北海道中国会会员吉田邦彦先生主讲,题目是“文物返还的现状与挑战——特别是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门前的石狮”。12名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员、北海道中国会会员参加了别开生面的交流会。
吉田邦彦教授的专业是民法,其中相关联的“艺术法”从10年前开始引起注目。特别是与大屠杀相关的艺术品掠夺被曝光后,此类问题不局限于欧美,在东亚和东南亚也同样存在此问题。
三学寺石狮考察
最近备受关注的“中国文物归还”焦点是,靖国神社石狮(日清战争的战利品,从辽宁省海城的三学寺庙掠夺)、日本皇居吹上御殿的鸿胪井碑(日俄战争的战利品,从辽宁省旅顺掠夺)。关于后者,吉田邦彦教授在中国文物归还运动汇编・中国文物归还——我们的职责(中国文物No1、2022年)中,以“为日中友好实践文物归还的意义,以欧美为法律和道德基础的比较法律考量”的文章中进行了论述。之前,吉村古稀的法律在现代公民社会中的作用(日本评论社、2020年)专辑里,吉田邦彦发表了“与最近靖国神社合祀诉讼司法判例相关的民法问题——以民法解释方法问题为例”文章中也有阐述。
关于东京大学和东洋文化研究所大门前的石狮的来历,为了正本清源,2024年5月,吉田邦彦教授前往东洋文化研究所,询问现所长中岛隆博教授。作为研究所象征的石狮,所长的说明是1932年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前身东方文化院“从满洲贵族那里获得的上野石屋处购买的”,是“合法交易”、“适当的交易”。事实是,东方文化院在1929年4月用义和团事件赔赏金建立的,1948年4月被东洋文化研究所吸收。甚至据东洋文化研究所相关者叙述,“石狮是北京宫殿里的物件”。
吉田教授和中岛所长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留学同学。2024年5月23日下午2点,吉田教授在会面前以“大学同事和学者的良心出发,倾听所长关于石狮来源,我想知道你的态度”通知了所长。所长的回答和事后的资料及相关情报有偏差。关于石狮,同是东洋文化研究所工作的高见泽磨教授介绍,前辈的平势隆郎教授有一份《平势文件》的内部文档,历代决策委员会继承了《平势文件》内容。中岛所长也会因为这一原则而回答问题,吉田教授要求公开《平势文件》,所长说目前还无法答应此要求。
天安门前的石狮
“石狮是北京宫殿里的物件,现在在东洋文化研究所大门前”的证言,就像一个抓住云彩的故事,百闻不如一见。和中岛所长会面后,吉田邦彦教授在中科院张鹏副教授的引导下,7月3日拜访了北京的石狮。首先是天安门前的石狮,是1924年的巨大作品,比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石狮大1.5倍。北京大学西门的石狮和东洋文化研究所的石狮一模一样。北京大学的前身是燕京大学,西门的石狮,原来在颐和园,后来才流落民间,通过满洲贵族用700银元购买的,在北大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当时购买这对石狮的契书。石狮面朝大门之外,门前左边为雄狮,脚踩绣球;右边为雌狮,脚抚幼狮。这种左右安排,可能和中国以左为尊的左昭右稳制度有关。双狮头顶鬈毛,狮口大张,身披雕花绶带,带上小狮口衔铃铛,整个雕刻精美大气。这对石狮的基座,为典型清代风的。现在这对石狮和北京大学西门大门一起,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
北京大学西门的石狮
“通过满洲贵族”的表述,东洋文化研究所中岛所长的回答同出一辙,推测东洋文化研究所门前的石狮也是这样,通过上野的石屋来到日本。
旅顺博物馆(旧关东都督府博物馆)的石狮
另外,作为旁证,旅顺博物馆(旧关东都督府博物馆)的石狮,参加2023年中国文物归还推进会的五十岚教授们在辽宁省三学寺访问后,途径旅顺博物馆,见证了在博物馆门前有和东洋文化研究所一样的石狮,其资料显示和北京大学西门的石狮一样,从北京(松广府)移至。也记录着“来之满洲贵族”,北京大学的资料也和中岛所长的说明(估计来自「平势文件」)完全一致。
综上所述,东洋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西门、旅顺博物馆的石狮,均是出自颐和园,经满洲贵族松椿(——1927)之手。石狮迁移到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时,有购买这对石狮的契书为证,其他的接近“掠夺性”转让。为了证明不是“掠夺”,吉田教授认为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东洋文化研究所有责任提供反证。
关于中国文物,当时的时代背景记录,可以参考森本和男的著作《文物的社会史——近代史和传统文化的变迁》(2010年)。明显的提出文物掠夺有日清战争、北清事变(义和团之乱)时期,1899年、1907年签订了海牙和平条约,1894年的海牙陆战协定(陆战法律和惯例公约),及1907年的海牙陆战协定,对艺术建筑物的炮击回避(27条),禁止掠夺(47条),规定了对历史的、艺术的、学术的作品的没收,对破坏者给予处分(56条)等。但不明确的是,以上协定所描述的是对海外殖民地等的文物保护,日本有自己的做法,实际上的掠夺性交易在此前后都在进行(不仅仅是日本)。
清朝末期,政府衰退,至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的动乱,巨量的中国文物流至世界。1920年为了与列强争夺中国文物中处于有利地位,日本外务省以开展东方文化事业为由,用义和团事件的赔赏金充填中国文化事业,那时对指定文物进行保护(对此,中国方面主张综合的保护,1930年中华民国・制定了古物保护法),相反,作为殖民地统治者的日本人以发掘调查、学术行政、保护行政、对出土品、调查资料有现地保存的部分,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京城帝国大学带出来大量物件也是事实。
典型的事例有,北京西面300公里的云冈石窟,1920年末日本人开始大量掠夺。(日本军人带着古董商,无止境的大量掠夺,有古物海外出口禁止措施也根本制止不了)。这些是严重违反海牙条约,包括所有这些,今天的视点来看,进行再研讨一点不为过。这次演讲提出东京大学和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事例,也是其中的个例而已。
敦煌莫高窟
吉田教授顺便聊了敦煌莫高窟(17窟)『藏经洞』(图书馆窟)的文物散失的事例。
2024年4月,在华盛顿DC召开的美国国籍法学会年度总会上,有“中国文物归还”会议,吉田教授也参加了研讨,在会上,敦煌研究院的杨雪院长要求把散失在世界上的文物归还中国。
1900年,道教的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
1907年,英国籍匈牙利出身的犹太人斯坦因,230的原著,3000以上的经卷带走,1909年1月移至大英博物馆。
1908-09年,法国探险家保罗·伯希和,6000以上的原稿和最优秀的经卷带走。
1911-12年,大谷光瑞、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在444窟涂鸦),夺取原稿,窃取遗物(即不是研究者,也无任何纪录,还破坏现场,收藏在龙谷大学图书馆)
1914年,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奥登堡等窃取壁画、雕刻(保管在圣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敦煌藏品馆)
1924-25年,L·华纳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馆长盗窃壁画、雕刻(328窟)(70银元购得),(还有唐代的壁画,285窟。335窟,320、321、323、329窟)等。
敦煌的文物散失在世界。这样的事态,虽然有道士王圆箓同意转让,但也是中国文物的不幸,中国方面,要求归还。(杨院长的报告主张以电子资料归还,讨论时,被问到不要求实物归还吗?杨院长回答是真心希望实物归还,但是散失文物实在太多,暂时的措施是要求以电子资料归还。)
东洋文化研究所大门前的石狮
文物归还应该怎么办?
吉田教授讲解为什么原来在北京宫殿的中国文物石狮,现在在东京大学和东洋文化研究所门口,成为各自的标志性建筑。东洋文化研究所不应该隐藏回避,有说明来历经过的国际责任,对此问题,有详细记载的平势隆郎教授文件,不进行公开,无法理解。
在此基础上,用东京大学的立场出发表明来历,在文物所有权回归的当今时代,作为日本最高学府处在尴尬的处境。不能因讨厌国际上的不断指责而回避,应该以正派的学府,自发的率先提供情报。
至于实质性法律问题,在民法里,适用于即时获取(民法192条以下),东洋文化研究所有获取所有权的余地,美国的美术馆·博物馆为例,结论性的、道义性的归还是有必要的。(吉田邦彦『赔偿法理学的起点ー大屠杀赔偿诉讼的遗产』东亚民法学和灾难·居住1民族赔偿中篇(民法理论研究6卷)(信山社、2017)).
以道义的名义,听起来有点茫然,思考的关键是,文物不是经济财产权,而是文化所有权,21世纪是文化权利的时代。在此,身份·政府尤为重要(杨院长称之为文化遗产)。为此,追问来历,这是文化所有权的特征,吉田教授认为文化遗产可以不适用民法192条。
这样的想法来自1954年文物保护的海牙公约;1970年的文物所有权违法搬出转让的教科文协议;1995年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协议——令人头疼的事实是,掠夺国不一定签署这些协议。还有2007年联合国关于原住民遗骨和随葬品归还12条等参考条款。
也就是说,归还与土著人民有关的遗骸的做法、从全球趋势来看,我们应该像摆脱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一样来鼓励文物归还,并且对于历史不公正,没有诉讼时效(参见纳粹相关没有时效公约),坚持“即时获取”(博瓦索纳德的即时时效)是很奇怪的。从意识形态上来说,21世纪的理想是让文化遗产回归其原本所属的地方。
关于归还的手续问题,最糟糕的就是日中国家文物归还争议处于僵持状态。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不按照“世界标准”(类似北京大学显示契约),而是固执己见。从此,如同研究者的良心发现那样,与靖国神社、宫内厅不一样,东京大学应该把握21世纪的时代方向,显示出模范的立场。
中国的霍政欣教授,已经和中国文物局商量,商讨对策(日本最重要大学关于重大中国艺术品掠夺例)。日方正处于“迫不及待”之时,希望参照北大石狮来源说明,东京大学应该公开、诚实地透露交易的细节,给出一个不会让世界难堪的答案。
吉田邦彦教授认为,国际上对于大屠杀案件,1998年的华盛顿会议原则、2000年的维尔纽斯原则和2009年的原则,都明确规定了进行调查以澄清“历史”并公开结果的义务。在向中国大陆扩张的时期,“满族贵族与上野石铺之间进行了怎样的交易?”期间和东洋文化研究所等进行了怎样的公平交易,应该由东洋文化研究所承担举证责任。吉田教授至今(2024年7月)还没有获得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岛教授的回信。
最后有关《青岛建议书》(2024年6月)。作为中国主导的面向亚洲的倡议,《敦煌宣言》早在2014年就已经发表,围绕敦煌失传的艺术问题,要求归还文物。遗产保护合作大会于2024年6月在青岛召开,来自23个国家的150名代表参加,发布关于文物归还保护的《青岛提案(青岛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件已出版(中国政法大学霍正新教授参与起草)。
中国在非殖民化和博物馆文化资产归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的是就文物返还问题进行国际协商,加强社会融合,确保文物代代相传。改革返还保护程序的方式有多种,包括外交、司法、赠与和其他国际解决方案。该报告已于2024年2月开始审议,经过八轮讨论后发布。据称,它反映了国际专家对亚洲文化遗产合作的意见。旨在为文化财产的保护和返还找到公平、科学、平衡、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初次听说的如此深度和广度的日中社会内容,让参会者(多为日本友人)格外兴奋。大家在介绍自己与中国和北海道中国会的关系时,对文物归还的问题十分感兴趣,希望通过文物归还,提高日本的道义水平,增进日中友好交流。期待今后有进展,继续在会员交流会上探讨学习。
东瀛万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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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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