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邦富的日本管窺(310)年收6万元在东京过日子的日本人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莫邦富:前几天,我去我家附近的商店街买西瓜,那边有蔬果批发商经营的水果批发店,水果相对便宜点。可是,看到一只西瓜居然要2600多日元(约合人民币170元,下同),只好叹口气,放弃了买瓜的念头。顺便看了一下白菜的价格,一颗中不溜秋的白菜也要300多日元(19元多),于是再叹一口气,扫兴地空手返回。
吉川Bambi的新书《年收100万日元度日—来自贫富差距城市东京的呼声》
在这样物价昂贵居大不易的东京,居然有一批日本人靠着区区100万日元(约6万5000元)的年收在东京过着他们的日子,实在叫我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度日的。毕竟折成月收只有5000元人民币啊。
所以,当我拿到一位名叫吉川Bambi的90后女作家写的新书《年收100万日元度日—来自贫富差距城市东京的呼声》后,当即放下正在阅读的其他书籍,先睹为快了。
作为关心社会问题的媒体人,我以前采访过不少日本的低收入者,对东京打短工度日的劳工集聚的山谷一带也曾多次深入采访过。所以,对日本社会出现的贫困化现象以及贫困的固定化、阶级化现象,应该说是有实际认识和体会的。但是,翻开《年收100万日元度日》这本书后,我还是被书中的内容所震撼。
比如,在东京都丰岛区的一栋大楼里,狭窄得一台小推车刚能通过的走廊两边,密密麻麻地间隔出50间储藏室一般大小的房间,大的房间有18平方米,小的只有3平方米。所有的房间都没窗子,墙壁是薄薄的一层铁皮。
吉川采访到的一位44岁的男子住在大约6平方米的格子间里,晚上睡觉必须卷缩着身子,腿都无法伸直。房租为每月1万5000日元(约980元)。他说:“找工作必须要有具体的居住地址,我能这么便宜地找到这样的住所,起先还是很满足的呢。”
1996年我刚移居到东京时,就居住在这一带。破旧的建筑物交织出迷宫般的小路,走进简易出租房,一股霉味和下水道气味直冲鼻子。晚上,一大群老鼠像是在发威一样,在薄薄的天花板上来回奔跑。出租房没有空调,一到闷热的夏夜,只能打开窗户睡觉,从相隔不到50厘米的对面出租房里传来年轻男女做爱的声音,真实得就像在现场直播。每次我都被弄得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只好打开电视,耐心地等待着邻居们忙活完毕后才能睡下。由于是一楼,阳光照射不到房间里面,所以被子总是又湿又冷。
作为留学生,当时的我还算奢侈地租下了6张榻榻米即18平方米的房间。但我没有抱怨。2万5000日元(约1600元)房租还算便宜,简易出租屋里还住着不少正在读大学的日本年轻人。我们有时开车一起去兜风,偶尔也聚在一起喝点小酒。每个人都相信年轻时的贫穷是人生的养料,一定会迎来有光明的明天的。正因为理解这是人生雄飞之前的暂居之地,所以大家都能够忍受住那种贫穷的生活。
2007年女儿要去美国留学。在不知生活艰辛的女儿即将启程之前,我为了传授艰苦求学的精神,带女儿重访了池袋附近的简易出租房。当女儿了解了我当年曾经经历过的生活状态后,显然很受冲击,但也受到激励。女儿连连表示自己一定不怕艰苦,肯定圆满完成学业。
可是,我自己看到当年的简易出租房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地出现在眼前时,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我看到当年和我喝过小酒的那位日本大学生住过的房间的窗户外,晾着洗过的大人和小孩的衣物以及大大小小的几双童鞋,说明现在住在里面的是成年人的一家,而不是期待明天会更好的年轻人住客。
尽管只是窗前一瞥,却使我仿佛看到了日本贫富差距在扩大的社会一端。吉川的这本书则使我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延续、蔓延和深化。
靠100日元一只的汉堡包和免费提供的白水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店里过夜的“麦当劳难民”、以及近日我在报纸上看到的2个月的收入只有2万日元(约1300元)的“单亲妈妈”等日本低收入者的出现,使人感到了日本社会的相对贫穷化现象正在迅速蔓延。
日本长期来是贫富差距问题解决得较好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国民也都认可“1亿人皆中产化”的说法。可是,2015年厚生劳动省所作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却表明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已经达到15.7%,即6个人中有1人已经陷入了相对贫困状态。
1992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已经经历了2个“失去的10年”,现在好像也没有看到可以逃脱第3个“失去的10年”的可能性。2019年,有“日本经济首相”之称的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中西宏明会长公开发言说:“以终身雇佣为前提来考虑企业经营和事业活动的做法已经到临界点了。”言下之意,要放弃日本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终身雇佣制度了。
对此,吉川发出了近乎绝望的悲鸣:“贫富差距已经固化,靠个人努力及经济活动已经无法颠覆这个贫富差距。”
她指出,出生于贫穷家庭的人缺乏摆脱贫困所需的教育等“知识资本”、由学历和教养形成的“文化资本”、人际关系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所以,穷人实质上已经不可能摆脱贫穷,或者即使能摆脱也需要极其漫长的岁月了。
她举例说,比如东京大学2018年作过一个有关“学生生活实际状态”的调查,其中有一项谈及“家庭的收入支持者(多指父亲)的年收分布”,父亲年收在950万日元(约62万元)以上的东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62.7%。而日本总务省2017年发表的“45~54岁男性的年收分布”表明,年收为950万日元以上者只占整体的12.2%。由此可见,东大学生的父亲们是个高收入群体,而穷人家的孩子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我扪心自问:“如果我年收只有100万日元即人民币6万元,我敢在东京居住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感到不寒而栗。打开的《年收100万日元度日》一书,我都没有勇气继续读下去了。
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tearoom/41748-2020-08-21-10-00-00.html/?n_cid=NKCHA014
吉川Bambi的新书《年收100万日元度日—来自贫富差距城市东京的呼声》
在这样物价昂贵居大不易的东京,居然有一批日本人靠着区区100万日元(约6万5000元)的年收在东京过着他们的日子,实在叫我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度日的。毕竟折成月收只有5000元人民币啊。
所以,当我拿到一位名叫吉川Bambi的90后女作家写的新书《年收100万日元度日—来自贫富差距城市东京的呼声》后,当即放下正在阅读的其他书籍,先睹为快了。
作为关心社会问题的媒体人,我以前采访过不少日本的低收入者,对东京打短工度日的劳工集聚的山谷一带也曾多次深入采访过。所以,对日本社会出现的贫困化现象以及贫困的固定化、阶级化现象,应该说是有实际认识和体会的。但是,翻开《年收100万日元度日》这本书后,我还是被书中的内容所震撼。
比如,在东京都丰岛区的一栋大楼里,狭窄得一台小推车刚能通过的走廊两边,密密麻麻地间隔出50间储藏室一般大小的房间,大的房间有18平方米,小的只有3平方米。所有的房间都没窗子,墙壁是薄薄的一层铁皮。
吉川采访到的一位44岁的男子住在大约6平方米的格子间里,晚上睡觉必须卷缩着身子,腿都无法伸直。房租为每月1万5000日元(约980元)。他说:“找工作必须要有具体的居住地址,我能这么便宜地找到这样的住所,起先还是很满足的呢。”
1996年我刚移居到东京时,就居住在这一带。破旧的建筑物交织出迷宫般的小路,走进简易出租房,一股霉味和下水道气味直冲鼻子。晚上,一大群老鼠像是在发威一样,在薄薄的天花板上来回奔跑。出租房没有空调,一到闷热的夏夜,只能打开窗户睡觉,从相隔不到50厘米的对面出租房里传来年轻男女做爱的声音,真实得就像在现场直播。每次我都被弄得心烦意乱睡不着觉,只好打开电视,耐心地等待着邻居们忙活完毕后才能睡下。由于是一楼,阳光照射不到房间里面,所以被子总是又湿又冷。
作为留学生,当时的我还算奢侈地租下了6张榻榻米即18平方米的房间。但我没有抱怨。2万5000日元(约1600元)房租还算便宜,简易出租屋里还住着不少正在读大学的日本年轻人。我们有时开车一起去兜风,偶尔也聚在一起喝点小酒。每个人都相信年轻时的贫穷是人生的养料,一定会迎来有光明的明天的。正因为理解这是人生雄飞之前的暂居之地,所以大家都能够忍受住那种贫穷的生活。
2007年女儿要去美国留学。在不知生活艰辛的女儿即将启程之前,我为了传授艰苦求学的精神,带女儿重访了池袋附近的简易出租房。当女儿了解了我当年曾经经历过的生活状态后,显然很受冲击,但也受到激励。女儿连连表示自己一定不怕艰苦,肯定圆满完成学业。
可是,我自己看到当年的简易出租房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地出现在眼前时,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我看到当年和我喝过小酒的那位日本大学生住过的房间的窗户外,晾着洗过的大人和小孩的衣物以及大大小小的几双童鞋,说明现在住在里面的是成年人的一家,而不是期待明天会更好的年轻人住客。
尽管只是窗前一瞥,却使我仿佛看到了日本贫富差距在扩大的社会一端。吉川的这本书则使我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延续、蔓延和深化。
靠100日元一只的汉堡包和免费提供的白水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店里过夜的“麦当劳难民”、以及近日我在报纸上看到的2个月的收入只有2万日元(约1300元)的“单亲妈妈”等日本低收入者的出现,使人感到了日本社会的相对贫穷化现象正在迅速蔓延。
日本长期来是贫富差距问题解决得较好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国民也都认可“1亿人皆中产化”的说法。可是,2015年厚生劳动省所作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却表明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已经达到15.7%,即6个人中有1人已经陷入了相对贫困状态。
1992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已经经历了2个“失去的10年”,现在好像也没有看到可以逃脱第3个“失去的10年”的可能性。2019年,有“日本经济首相”之称的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中西宏明会长公开发言说:“以终身雇佣为前提来考虑企业经营和事业活动的做法已经到临界点了。”言下之意,要放弃日本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终身雇佣制度了。
对此,吉川发出了近乎绝望的悲鸣:“贫富差距已经固化,靠个人努力及经济活动已经无法颠覆这个贫富差距。”
她指出,出生于贫穷家庭的人缺乏摆脱贫困所需的教育等“知识资本”、由学历和教养形成的“文化资本”、人际关系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所以,穷人实质上已经不可能摆脱贫穷,或者即使能摆脱也需要极其漫长的岁月了。
她举例说,比如东京大学2018年作过一个有关“学生生活实际状态”的调查,其中有一项谈及“家庭的收入支持者(多指父亲)的年收分布”,父亲年收在950万日元(约62万元)以上的东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62.7%。而日本总务省2017年发表的“45~54岁男性的年收分布”表明,年收为950万日元以上者只占整体的12.2%。由此可见,东大学生的父亲们是个高收入群体,而穷人家的孩子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我扪心自问:“如果我年收只有100万日元即人民币6万元,我敢在东京居住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感到不寒而栗。打开的《年收100万日元度日》一书,我都没有勇气继续读下去了。
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tearoom/41748-2020-08-21-10-00-00.html/?n_cid=NKCHA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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