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华联会长贺乃和:言必行 行必果 社团运营规章制度化
中文导报讯(记者 杜海玲) 7月1日,《中文导报》记者专访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新任会长贺乃和,采访他对于全华联工作的展望。贺会长言谈沉稳,有种坚毅的气质。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他在军舰上的艰苦经历,以及复员回京后为高考而用一年时间自学数理化的毅力。人生的经历一路走来,往往一脉相承,有正气和义气,也自然形成了他在华人社会的好口碑。
记者:记得贺会长的公司是软件公司?
贺会长:是的,在日本大量缺乏软件人员的时候,赶上好时候,在2010年曾发展到100多人,由于我是北京工业大学校友会会长,北工大来日本的一千多人全都是做软件的,当时公司的股东是校友,社员有一半也是校友。我比较热心于公益活动,校友会出去旅游都是我们公司出钱,四川同乡会出去玩也是,为大家补助费用。
10年前起,对经商兴趣减退,想做喜欢的事。虽说还不算是有钱人,但小康生活,比如旅游,打打高尔夫也足够了。由于我一直在热心于协会、社团,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于此了。对我来说,第一是爱交朋友,第二是当兵出身,重视言必行,行必果,喜欢正直的人,所以日本全国各地的华人的协会,大多还认可我。所以说这次改选,我自己没有去找一张票,都是大家以团队会长的身份来推荐,近八成的会推荐我。按大家的说法,是民心所向。我起码这么多年做事,出钱出力冲在前,对口碑和威信还有点自信,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想努力回报大家,带领大家把这个会搞得更加规范、健康。
记者:贺会长将开展哪些工作?
贺会长:第一,要制度化。我们制度化做得还很不够,会章会规也有很多需要细化的地方。如何解决大家觉得不科学的地方,不现代化、信息化的地方,是我要做的。所以我常提国侨办指出的侨团“四化”,我觉得那很好。如果让我们的侨团都按照这个标准建设,那么肯定会让各个侨团都受益。信息化、规范化,我也想在我这一任,推进法制,首先我们全华联自己为首,让各个社团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将社团建设好。因为现在有很多社团都处于不太活跃的状态,原因是基本都是会长一个人说了算,甚至也没副会长,所以今后我们要定出年审标志,所有社团都要两年一次进行年审,来评价各个社团的真实内容,并给出评分,目的就是促进都向着四化发展,正规化。
第二,建立监察机制。全华联16年的历史中,导致大家有意见的地方,好多都是来自于会的领导违规,这个不解决的话,会长的威信建立不起来,并且大家也都不积极参与,认为这个会的做法如果是黑箱作业的话,所以要建立监察委员会,就是为了监督会长,监督所有的领导团队成员,有没有会权私用,有没有违章违规,并提交常务理事会。让所有团队领导都知道,这个会是大家的,是62个团队的会。做事一定要公平公正。
记者:监察机制如何设立?
贺会长:监察机制由我们设立的常务副会长讨论指定的人,他们只对常务委员会负责,不管你是谁,只要发现问题,就要向常务理事会提出报告,在每两三个月一次的例行会议上实时发布是否有违规事项。做监察的人,一定要出于公心,不怕得罪人,严格执行。虽然我们是民间团体,但是也尽量向正规化靠拢,不能老是游击队。游击队的话,是不能应付和适应现在越来越壮大的全华联的62个团体。要以制度来说话,管理者也轻松,也公平公正透明。一切制度化,这一点我们应该向老华侨和中华总商会学习,他们在规章制度方面,在侨界做得很完善。
第三,以后所有入会团队都要经过审查,包括推荐理事也要经过审查,看看这个理事在日本期间参加过的团队和他的言行是否有问题,保证全华联理事的素质和质量。
记者:推行起来会有难度吗?
贺会长:有。这就需要规章制度,将制度建好,让监察委员会监督执行,大家谁都没有意见,包括具体建设,由各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拿出自己的施政方案。我们取消介绍人制度,一切都是按照规章制度来。由常务委员会接管入会审查。大家一起来讨论,由事务局提供资料和调查报告。
记者:会长刚才提到高尔夫,全华联好像也常举办高尔夫活动?
贺会长:我们搞了三年的高尔夫活动。通过高尔夫,让全华联的各个社团积极参加,既活跃了气氛,又让大家感到温馨,但如果不是一个会,就不能参加,所以无形中促成了各个省(的侨胞)成立商会,因为我们的要求是以省为单位的球队。虽说为了打球,但也要成立一个商会、同乡会来参加,促进了十几个会加入。
记者:中文导报和中华总商会也举办“中日友好杯”高尔夫大赛,也承蒙您参加。
贺会长:对,只要在日本,我都尽量参加的。因为老是回国,有时不在。
记者:你回国是为了公司的事儿,还是为了社团活动?
贺会长:20年来,我回国也不是为了公司,基本上是为了回去看望我母亲。她在北京,基本上每个月回去7天,陪着她聊天、看电视、散步,带她上公园。我在家里是小儿子,所以老小,和母亲的感情最深的,等于是这20年一直这个频率,一直到2015年母亲辞世。我从2015年以后,回北京的次数就少了,但春节和清明节两次扫墓,按照北京习惯,大年三十要扫墓,这两天我肯定是在北京。
记者: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侨团工作中也有关联吗?
贺会长:侨团活动中,威信很重要,没有威信则难称为侨领。威信靠做人,不是靠任命,也是任命不了的。中国古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侨领也一样,靠口碑,靠做人。遇到事情是否出于公心,是否正直,是否出钱出力冲在前面,这是衡量一个侨领的标志。所以,在全华联从初建策划到如今已经有16年,我也算是全华联的一个老人,无论是各个行业协会,我觉得还算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既然当会长,那就要认真地团结大家,把事情做好。全华联应该立足于在日侨民,把华侨华人团结在一起,融入当地社会,像我们在日本,就搞好自己的生活工作,搞好中日友好,也积极配合使馆做好各项活动。
记者:目前有些什么活动即将开展吗?
贺会长:今年是建国70周年,所以要举办大型国庆活动,我们已经成立了三方组委会,老华侨、中华总商会和我们,下面再发展些共办单位。要成立一个国庆节委员会,三方一起沟通,以全华联为主,由颜安名誉会长担任艺术总监,我们会全力配合把国庆活动做好。
记者:能否说说您参加侨团工作的原点,好像是四川同乡会。您是北京人,为何一开始就做四川同乡会?
贺会长:1998年我去国务院参加国庆观礼团,当时日本四个代表,国侨办主任听说我要回四川,因为我太太是四川人。他就给四川的副省长和侨办主任打了电话,结果我一下飞机,人家就拿着鲜花来迎接,我特别不好意思。他们特别热情,说四川人心胸宽广,只要是四川人的家属,或者在四川学习工作过的,我们都认为是四川人,所以你就回日本后成立四川同乡会,把我们老乡们都团结起来。回到日本后,我就建立了四川同乡会。从那以后,我就把精力放在了四川同乡会上,也被当时的张立国总领事评价为最团结,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的社团。1999年,我参加了总商会的筹建,2003年参加了全华联的筹建。因为工作太忙,我一直表示不当理事,从第一届开始就是监事,后来当理事和副会长。关于四川同乡会,则是本着团结老乡、互帮互助的宗旨,在当时的日本侨团中,我们是比较有声望的。为家乡救灾,从水灾到非典,到四川的地震,我们都是率先组织同乡会义捐。
记者:记得贺会长是当过兵是吗?
贺会长:当海军当了五年半。北海舰队的驱逐舰大队。整天生活在船上。
记者:水兵晕船吗?
贺会长:晕,这是大家面临的,我们舰长在船上一辈子了,遇到大风浪照样吐。
我们那时的军舰是很老式的,生活比较艰苦,在设计这个船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过士兵的生活。40人一个仓,空间小,不能同时穿衣服。一个人那么高的空间,睡三层,每人一个弹簧床,上面的人一躺下,下面的就无法翻身了。没有空调,温度达到40多度,胶鞋走在甲板上,都是变形的。当兵对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记者:年轻时吃苦是否对人生有好处?
贺会长:年轻人吃苦,对日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锻炼吃苦耐劳,第二锻炼忍辱负重。所以是一所社会大学。能够让人做事情认真,精神肉体的耐压力提高,让意志得到磨练。
记者:每天在船上做什么?
贺会长:军事训练。那时我们的船是旗舰,军舰的旗舰,所以一旦逢年过节,公海巡逻,都是我们旗舰去,所以前几年所有节日都在公海巡逻。还曾经写过遗书,每个人都要写。
记者:因为出公海有危险?
贺会长:对,有几次迎接过美国军舰的挑战,和他们的公海上对峙。这时就让大家都写遗书。放在陆地上,然后出海。
记者:是写给母亲吗?
贺会长:当然啊,还写了为了保卫祖国,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万一我牺牲了的话,家里人不要悲伤,我为国献身全家光荣等等当时年代的流行的话。
记者:怎么会去当兵的?
贺会长: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全国大招兵,我们一个中学十分之一都当兵,但是能当海军特种兵的不多。在军队受过训练,为日后做事情打下了基础。培养了勇敢和正直。复员回到北京,1975年回到北京,当了4年工人,爆破工。你听说过一个词叫定向爆破吗?那就是我们研究所做的。后来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然后去考了。
记者:就考上了吗?
贺会长:第一年没考上,因为考试前两周,我还没学数理化。自己再用业余学习突击学习。
记者:学习能力超强啊。
贺会长:整个社会都开始重视知识了,没有知识意味着没有好的前程。自己给自己压力非常大。终于考上了,算是赶上了末班车,而且学的就是理工科。我们战友也很多考大学,但他们都考的文科,因为来不及学数理化。我学的是软件工程。
记者: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你的经历和现在热心为侨团付出是否有关联?
贺会长:可能来自于母亲对我从小的教育和熏陶。母亲是中学老师,从小我受中国传统教育比较多,为人要正直,要热情,要帮助别人,按照佛教的话,就是积德行善。不在乎吃亏,说实话做社团工作经常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但在某种意义来说,它也能给人一种成就感,大家认可你了,你的威信上来了,你组织做什么事情,有人听你的,而且做的都是些正能量的事儿。比如组织赈灾就有十几次。比如一有捐钱的事,很多人立即想到我,让我来组织大家,因为我有经验,如何把大家的心意反馈给自己的家乡。总之,我们会依照国侨办对侨团提出的“规范化、功能化、年轻化、信息化”这四化,立足于侨民,也积极配合完成使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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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他在军舰上的艰苦经历,以及复员回京后为高考而用一年时间自学数理化的毅力。人生的经历一路走来,往往一脉相承,有正气和义气,也自然形成了他在华人社会的好口碑。
记者:记得贺会长的公司是软件公司?
贺会长:是的,在日本大量缺乏软件人员的时候,赶上好时候,在2010年曾发展到100多人,由于我是北京工业大学校友会会长,北工大来日本的一千多人全都是做软件的,当时公司的股东是校友,社员有一半也是校友。我比较热心于公益活动,校友会出去旅游都是我们公司出钱,四川同乡会出去玩也是,为大家补助费用。
10年前起,对经商兴趣减退,想做喜欢的事。虽说还不算是有钱人,但小康生活,比如旅游,打打高尔夫也足够了。由于我一直在热心于协会、社团,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于此了。对我来说,第一是爱交朋友,第二是当兵出身,重视言必行,行必果,喜欢正直的人,所以日本全国各地的华人的协会,大多还认可我。所以说这次改选,我自己没有去找一张票,都是大家以团队会长的身份来推荐,近八成的会推荐我。按大家的说法,是民心所向。我起码这么多年做事,出钱出力冲在前,对口碑和威信还有点自信,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想努力回报大家,带领大家把这个会搞得更加规范、健康。
记者:贺会长将开展哪些工作?
贺会长:第一,要制度化。我们制度化做得还很不够,会章会规也有很多需要细化的地方。如何解决大家觉得不科学的地方,不现代化、信息化的地方,是我要做的。所以我常提国侨办指出的侨团“四化”,我觉得那很好。如果让我们的侨团都按照这个标准建设,那么肯定会让各个侨团都受益。信息化、规范化,我也想在我这一任,推进法制,首先我们全华联自己为首,让各个社团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将社团建设好。因为现在有很多社团都处于不太活跃的状态,原因是基本都是会长一个人说了算,甚至也没副会长,所以今后我们要定出年审标志,所有社团都要两年一次进行年审,来评价各个社团的真实内容,并给出评分,目的就是促进都向着四化发展,正规化。
第二,建立监察机制。全华联16年的历史中,导致大家有意见的地方,好多都是来自于会的领导违规,这个不解决的话,会长的威信建立不起来,并且大家也都不积极参与,认为这个会的做法如果是黑箱作业的话,所以要建立监察委员会,就是为了监督会长,监督所有的领导团队成员,有没有会权私用,有没有违章违规,并提交常务理事会。让所有团队领导都知道,这个会是大家的,是62个团队的会。做事一定要公平公正。
记者:监察机制如何设立?
贺会长:监察机制由我们设立的常务副会长讨论指定的人,他们只对常务委员会负责,不管你是谁,只要发现问题,就要向常务理事会提出报告,在每两三个月一次的例行会议上实时发布是否有违规事项。做监察的人,一定要出于公心,不怕得罪人,严格执行。虽然我们是民间团体,但是也尽量向正规化靠拢,不能老是游击队。游击队的话,是不能应付和适应现在越来越壮大的全华联的62个团体。要以制度来说话,管理者也轻松,也公平公正透明。一切制度化,这一点我们应该向老华侨和中华总商会学习,他们在规章制度方面,在侨界做得很完善。
第三,以后所有入会团队都要经过审查,包括推荐理事也要经过审查,看看这个理事在日本期间参加过的团队和他的言行是否有问题,保证全华联理事的素质和质量。
记者:推行起来会有难度吗?
贺会长:有。这就需要规章制度,将制度建好,让监察委员会监督执行,大家谁都没有意见,包括具体建设,由各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拿出自己的施政方案。我们取消介绍人制度,一切都是按照规章制度来。由常务委员会接管入会审查。大家一起来讨论,由事务局提供资料和调查报告。
记者:会长刚才提到高尔夫,全华联好像也常举办高尔夫活动?
贺会长:我们搞了三年的高尔夫活动。通过高尔夫,让全华联的各个社团积极参加,既活跃了气氛,又让大家感到温馨,但如果不是一个会,就不能参加,所以无形中促成了各个省(的侨胞)成立商会,因为我们的要求是以省为单位的球队。虽说为了打球,但也要成立一个商会、同乡会来参加,促进了十几个会加入。
记者:中文导报和中华总商会也举办“中日友好杯”高尔夫大赛,也承蒙您参加。
贺会长:对,只要在日本,我都尽量参加的。因为老是回国,有时不在。
记者:你回国是为了公司的事儿,还是为了社团活动?
贺会长:20年来,我回国也不是为了公司,基本上是为了回去看望我母亲。她在北京,基本上每个月回去7天,陪着她聊天、看电视、散步,带她上公园。我在家里是小儿子,所以老小,和母亲的感情最深的,等于是这20年一直这个频率,一直到2015年母亲辞世。我从2015年以后,回北京的次数就少了,但春节和清明节两次扫墓,按照北京习惯,大年三十要扫墓,这两天我肯定是在北京。
记者: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侨团工作中也有关联吗?
贺会长:侨团活动中,威信很重要,没有威信则难称为侨领。威信靠做人,不是靠任命,也是任命不了的。中国古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侨领也一样,靠口碑,靠做人。遇到事情是否出于公心,是否正直,是否出钱出力冲在前面,这是衡量一个侨领的标志。所以,在全华联从初建策划到如今已经有16年,我也算是全华联的一个老人,无论是各个行业协会,我觉得还算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既然当会长,那就要认真地团结大家,把事情做好。全华联应该立足于在日侨民,把华侨华人团结在一起,融入当地社会,像我们在日本,就搞好自己的生活工作,搞好中日友好,也积极配合使馆做好各项活动。
记者:目前有些什么活动即将开展吗?
贺会长:今年是建国70周年,所以要举办大型国庆活动,我们已经成立了三方组委会,老华侨、中华总商会和我们,下面再发展些共办单位。要成立一个国庆节委员会,三方一起沟通,以全华联为主,由颜安名誉会长担任艺术总监,我们会全力配合把国庆活动做好。
记者:能否说说您参加侨团工作的原点,好像是四川同乡会。您是北京人,为何一开始就做四川同乡会?
贺会长:1998年我去国务院参加国庆观礼团,当时日本四个代表,国侨办主任听说我要回四川,因为我太太是四川人。他就给四川的副省长和侨办主任打了电话,结果我一下飞机,人家就拿着鲜花来迎接,我特别不好意思。他们特别热情,说四川人心胸宽广,只要是四川人的家属,或者在四川学习工作过的,我们都认为是四川人,所以你就回日本后成立四川同乡会,把我们老乡们都团结起来。回到日本后,我就建立了四川同乡会。从那以后,我就把精力放在了四川同乡会上,也被当时的张立国总领事评价为最团结,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善的社团。1999年,我参加了总商会的筹建,2003年参加了全华联的筹建。因为工作太忙,我一直表示不当理事,从第一届开始就是监事,后来当理事和副会长。关于四川同乡会,则是本着团结老乡、互帮互助的宗旨,在当时的日本侨团中,我们是比较有声望的。为家乡救灾,从水灾到非典,到四川的地震,我们都是率先组织同乡会义捐。
记者:记得贺会长是当过兵是吗?
贺会长:当海军当了五年半。北海舰队的驱逐舰大队。整天生活在船上。
记者:水兵晕船吗?
贺会长:晕,这是大家面临的,我们舰长在船上一辈子了,遇到大风浪照样吐。
我们那时的军舰是很老式的,生活比较艰苦,在设计这个船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过士兵的生活。40人一个仓,空间小,不能同时穿衣服。一个人那么高的空间,睡三层,每人一个弹簧床,上面的人一躺下,下面的就无法翻身了。没有空调,温度达到40多度,胶鞋走在甲板上,都是变形的。当兵对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记者:年轻时吃苦是否对人生有好处?
贺会长:年轻人吃苦,对日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锻炼吃苦耐劳,第二锻炼忍辱负重。所以是一所社会大学。能够让人做事情认真,精神肉体的耐压力提高,让意志得到磨练。
记者:每天在船上做什么?
贺会长:军事训练。那时我们的船是旗舰,军舰的旗舰,所以一旦逢年过节,公海巡逻,都是我们旗舰去,所以前几年所有节日都在公海巡逻。还曾经写过遗书,每个人都要写。
记者:因为出公海有危险?
贺会长:对,有几次迎接过美国军舰的挑战,和他们的公海上对峙。这时就让大家都写遗书。放在陆地上,然后出海。
记者:是写给母亲吗?
贺会长:当然啊,还写了为了保卫祖国,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万一我牺牲了的话,家里人不要悲伤,我为国献身全家光荣等等当时年代的流行的话。
记者:怎么会去当兵的?
贺会长: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全国大招兵,我们一个中学十分之一都当兵,但是能当海军特种兵的不多。在军队受过训练,为日后做事情打下了基础。培养了勇敢和正直。复员回到北京,1975年回到北京,当了4年工人,爆破工。你听说过一个词叫定向爆破吗?那就是我们研究所做的。后来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然后去考了。
记者:就考上了吗?
贺会长:第一年没考上,因为考试前两周,我还没学数理化。自己再用业余学习突击学习。
记者:学习能力超强啊。
贺会长:整个社会都开始重视知识了,没有知识意味着没有好的前程。自己给自己压力非常大。终于考上了,算是赶上了末班车,而且学的就是理工科。我们战友也很多考大学,但他们都考的文科,因为来不及学数理化。我学的是软件工程。
记者:人生经历非常丰富。你的经历和现在热心为侨团付出是否有关联?
贺会长:可能来自于母亲对我从小的教育和熏陶。母亲是中学老师,从小我受中国传统教育比较多,为人要正直,要热情,要帮助别人,按照佛教的话,就是积德行善。不在乎吃亏,说实话做社团工作经常是又花时间又花钱。但在某种意义来说,它也能给人一种成就感,大家认可你了,你的威信上来了,你组织做什么事情,有人听你的,而且做的都是些正能量的事儿。比如组织赈灾就有十几次。比如一有捐钱的事,很多人立即想到我,让我来组织大家,因为我有经验,如何把大家的心意反馈给自己的家乡。总之,我们会依照国侨办对侨团提出的“规范化、功能化、年轻化、信息化”这四化,立足于侨民,也积极配合完成使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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