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介绍了日本照护管理的变迁，这一期我们来谈一谈，为何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介护保险是一种典型的“非信用模型”。

日本的介护保险主要包括被保险人为65岁以上的人(第1号被保险人)和40岁到64岁的医疗保险参保人(第2号被保险人)。所谓“介护”，既有“身体照护”和“自立支援”，还有“家政服务”的内容，包括身体清洁、协助饮食起居以及家政服务等。

世界的福祉措施，大概可以归为两大类：“信用模型”和“非信用模型”。“信用模型”具备以下几个特点：①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行政保障了制度的有效性。②不论是在技术还是在道德伦理上，专业团队都能提供高品质的服务。③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适合的服务。“非信用模型”的特点是：①表面上打着为了公共利益的旗号，实际上是性价比优先原则。②针对专业团队，也是心照不宣地利益优先原则，并且有政策上的支持。③对使用者而言，认为使用者在选择服务上不具备“专业性”，故而设立了诸多行政法规予以“规范”。

“信用模型”是在道德伦理和技术层面都对专业团队表示出信任；而“非信用模型”是想通过各种政策来操控专业团队和使用者，通过价格体系将服务方与被服务方都进行量化。

日本的介护保险是典型的“非信用模型”。这些年的介护政策，与其说是不断在主动改善，不如说是一直在被动善后。究其根本，整个福祉措施都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照护的政治化”、“照护的技术化”、“照护的心理化”。

之所以叫“照护的政治化”，是因为护理等级划分和医疗划分的服务标准政策在意图上发生了改变。从这三年来看，逐渐有轻判的倾向（比如：护理等级Ⅲ⇒等级Ⅱ）。众所周知，这是因为要缩减财政开支导致的结果。从照护管理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种很矛盾的现象，本来应该是根据被照护对象的需求来制定相关的服务内容，现在变成了按照政策来决定服务内容。

“照护的技术化”指的是，对个别“性价比”不高的人群设限。2006年开始实施的“康复训练180天为限”就是很典型的例子。2007年开始，对于一些被认为“治疗效果不太好，恢复希望渺茫的患者”来说，180天期限的限制无疑是很残酷的事情。这一政策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从尊重生命的立场出发，而是站在医疗、介护的毫无感情的技术层面来实施的。

“照护的心理化”，意思是，“家庭责任”的“自助论”渗透在政策当中。介护保险经历了这么多年，“想在家接受照护”、“想被家人照护”这一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恰恰符合了政府要缩减财政开支的想法。

以上三点，可以说培植了介护保险的土壤。不得不说，照护专员也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展工作的。介护保险对高龄者的界定大概分为两个层面：就“个体”来说，人到了晚年，需要接受什么样的介护，其评估方式并没有参照这个人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最后的时光究竟想要怎么度过，老人丧失了自主权；就“家庭”层面来说，一味凸显有照护能力一方的重要性，因此，很多女性离开职场，成为家庭照护的主力军，这种现象一直没有改变；此外，虽然人们对照护的关注度有所提高，但是从“地域”来看，社区提供给老年人活动的场所是很少的，老年人的余热没有得到最大程度发挥。

近年，随着日本介护保险的发展，介护保险服务体系包括访问服务、日托系服务、短期住院服务、居住性服务、入驻设施服务等。

下一期，我们将介绍照护管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参考资料：障害者教育・福祉学研究 第 9巻，pp.65〜 70（ 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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