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莫邦富：前些时候，因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个发言，中国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浪，媒体上出现不少日本企业要从中国撤退的报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安倍首相3月5日在“未来投资会议”上，听取了多名经济界领袖的意见后指出：中国向日本出口的产品供应出现减少现象，使得整个产业链遭受影响。日本必须考虑让那些对某一国家依存度较高的产品、附加价值高的产品的生产基地搬回日本国内来。或者尽量不要依存于一个国家，向东南亚各国转移，实现生产据点的多元化。

4月7日，安倍首相主持内阁会议，决定拨出108万亿日元（约7万亿元人民币）的款项，作为“紧急经济对策方案”来对付疫情造成的经济滑坡问题。其中有一笔多达2435亿日元（约156亿元人民币）的款项则用于支持日企将设立在中国等海外的生产据点搬回日本国内或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去之用。

显然“中国＋1”政策的倾向性变得更加明显，更加具体化了。中国方面很自然地出现了很多担忧的声音，笔者也受到不少中国企业界的朋友前来咨询，有确认事实情况的，也有讨论对应措施的。

不过，笔者认为对日本政府的这一决定，中国方面应该持平常心看待。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企对中国的投资有过几个高潮，上世纪80年代初及90年代中期的投资高潮暂且不论，就拿本世纪初来说吧，日企简直像排山倒海那样前往中国投资。

当时，笔者在三井住友银行苏州分行蹲点采访，该分行负责日企投资的工作人员每天忙得居然连上个厕所都得奔跑着过去，一天接待7、8家前来咨询投资事宜的日企，已经根本不算稀罕事了。该银行苏州分行的日本人工作人员曾不无夸张地对我说：“在苏州结集的日企之多、技术水准之高，简直可以形成一个具有制造航天火箭能力的产业链了。”

尽管这是夸张之词，但也可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下，日企是十分积极地走向海外布局，构筑产业供应链的。

我在苏州曾看到一家日企的干部12月下旬匆匆从日本赶到苏州，跑到三井住友银行苏州分行来咨询。这位干部进门就急切地问道：“我们公司已经决定明年4月初在苏州新工厂要开工，我想问怎样才可以做到？”当时，我好奇地问：“你连对当地的基本情况都不调查一下就这么贸贸然地决定建厂开工么？”那位日本人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索尼、松下这样的大公司都跑到苏州来建厂了，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还需要调查什么？跟着他们后面干，没错。”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制造业已经开始广泛采用丰田汽车公司的零库存管理模式。所以，日企在海外投资时，有很强的集聚意识，因为这样容易形成产业供应链，便于推行零库存管理模式，提高公司管理能力和降低生产成本。为此，在中国投资建厂的日资企业大都集中在2小时车程的范围内，以致产生了“2小时经济圈”的说法。

而这些企业制造出来的零部件或产品在利用班期固定的货船、班机等运回日本，再和设立在日本国内的工厂等形成一个分工明确、效率显著的全球化经济合作环境下的大供应链。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运行得井井有条的这条产业供应链被人为地寸断，使得正常的企业生产活动被迫中断。这使得日本企业家们和政治家们痛定思痛，决意为了保证今后企业的生产活动尽量少受意外事态的影响，决意要把一部分设在海外的生产制造能力搬回本国。对此，我认为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决断，不能简单地解读为日企就要撤出中国了。

但是，即便是日本方面仅仅是把部分设在海外的生产制造能力搬回本国，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需要很认真对应的严峻问题。我认为，中国一方面要以平常心看待部分日企或日企的部分产能迁回日本这个颇为沉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要在招商引资上更动脑筋，更化功夫，力争引来新的更有魅力的金凤凰。

大约从10年前起，我就通过讲演、书稿、专栏等平台一再发声并强调，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正在从原来的硬件为主的模式转换为软件为王的时代，拿大笔资金投到中国去建厂生产日本制造业或社会所需的零部件及日用商品的时代正在迅速离我们而去，而以技术、品牌、金融、教育、医疗、服务等为特点的经济交流将成为更为普遍的商务形态。中国的招商引资也面临着急需升级新版本的时代要求。

说到中国的招商引资方式，我认为要将迄今为止的坐等日企组团来中国考察的“坐商”模式改为中国积极走出去招商的“行商”模式，可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设立“离岸孵化器”或“科创中心”等，直接常态化地走进日本社会，可以随时随地地应对日企的投资合作需求，有力地提高招商引资的成交效率。

拥有完整的工业门类、大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才以及日益增长的世界级规模的市场，这是中国吸引外资的最基本的魅力所在，只要尽心努力，功夫到家，精诚所至，一定能够获得金石为开的结果。

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tearoom/40476-2020-05-08-03-58-47.html/?n_cid=NKCHA014